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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中国核心CPI连续三年低于1%。2023年，CPI和PPI也将继续下降。 如此低的通胀率与全球高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如何理解中国低通胀的原因？ 低通胀环境下经济表现如何？ 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保持合理的总需求水平和适度的通胀？ ……许多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对低通胀时期的经济表现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报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CF40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走出需求不足和低通胀——基于美日欧三个历史时期的回顾与启示》（以下简称CF40）作为“报告”）。
《报告》的专题部分观察了海外三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即通过回顾美国大萧条（1929-1933）、日本（1998-2012）和欧元三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低通胀区（2014-2016年），总结需求不足和低通胀的原因以及摆脱低通胀的政策含义。 《报告》认为，考虑到外需趋势变化和现有政策力度，我国2023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很可能延续二季度的情况，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复苏过程。
与会的CF40专家学者也从不同方面描绘了当前经济运行的图景，并对最重要的政策争论做出了客观、深入和非常全面的阐述。 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
《报告》宏观部分指出，2023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景气度下降，金融状况仍将趋紧，国内公共支出放缓，实际利率上升，社会融资扩张软弱。 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物价低迷、就业压力较大、企业利润恢复幅度不大、消费温和复苏、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融资规模下降较大等特点。
《报告》指出，总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认为，下一步宏观政策首先要做的是尽快释放明确的稳增长信号，并给出相对明确的政策目标，避免“脱锚”预期。 从宏观政策选择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调节总需求的有力宏观政策，充分运用两种政策工具可以摆脱总需求不足的局面。
《报告》还明确，低通胀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好低通胀”，供给侧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较低的通胀，低通胀伴随着高增长和高就业； “坏”的“低通胀”来自于需求不足，而低通胀则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变化。
《报告》的专题部分回顾了美国（1929-1933年）、日本（1998-2012年）和欧元区（2014-2016年）大萧条的三次历史经历。
三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在陷入“糟糕的低通胀”和摆脱“糟糕的低通胀”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共性——低通胀伴随着信贷增长、投资和消费的下降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跌等环比表现。 需求严重不足和低通胀无法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治愈。 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下跌以及收入和利润预期恶化将相互促进，加剧需求不足和低通胀。
“核心通胀持续低于2%是不好的，持续低于1%是低迷和危险的，持续低于0%是非常糟糕的。” CF40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发布会上强调，不良低通胀的后果并不逊色于恶性高通胀； 走出低通胀后，宏观经济指标将全面改善：一是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回升； 资产价格明显反弹。 三是企业投资大幅增长。 四是居民收入和就业市场改善。 五是政府收入增加。
《报告》分析称，美国的大萧条源于金本位制和真实纸币理论的双重失败。 对于日本1998年至2012年的通货紧缩，《报告》指出，从早水优(1998-2003年)、福井俊彦(2003-2008年)到白川正明(2008-2013年)等几位行长领导下的日本央行，犹豫不决，直到安倍政府上台推出通胀目标制、定量和定性量化宽松（QQE），才直到二十年的通胀又输了。
“与大萧条和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相比，欧元区处于通货紧缩边缘，而且尚未陷入通货紧缩。” 针。 尽管个别成员国持怀疑态度，欧洲央行还是采取了非常坚定的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 得益于欧洲央行坚定的宽松政策，欧元区长期通胀预期始终牢牢锚定在央行2%的通胀目标上，这是欧元区能否成功脱欧的关键。出于低通胀。
破局关键：降低实际利率、恢复信贷增长
“无论需求不足、通胀低迷的原因是什么，都会表现为信贷紧缩，让大家的钱包变小。” 在张斌看来，经过理论探讨和历史实践，应对需求不足和低通胀的问题是有办法的。 有比较共识的“药方”，经过实践检验，基本有效。 这个“药方”就是积极调整货币政策，实现实际利率的充分下降，重建私人部门储蓄的平衡。
张斌认为：“打破局面的关键是恢复信贷增长。美国非常典型，依靠货币信贷政策的变化走出大萧条，日本和欧元区也是如此”。
基于对需求不足原因的分析，上述《报告》得出五点启示：
一是需求不足和低通胀会导致巨大的产出损失和失业率上升，危害极大。 摆脱低通胀就是摆脱经济低迷。
其次，需求严重不足和低通胀无法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治愈。 信贷收紧、资产价格下跌以及收入和盈利预期恶化相互促进，加剧了需求不足和低通胀。
第三，收入分配的恶化很难解释需求不足和低通胀。 充分解释需求不足需要最初的负面冲击、市场失灵和反周期政策失灵。
第四，无论需求不足和低通胀的原因是什么，需求不足和低通胀都会表现为信贷紧缩，而打破这一局面的关键是恢复信贷增长。 美国通过暂停金本位、恢复银行运营走出了大萧条，日本和欧元区也凭借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出了需求不足和低通胀的困境。
第五，货币金融监管当局拥有应对需求不足和低通胀的最有力政策工具。 只有实际利率充分下降，才能重建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克服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向市场公布明确具体的通胀目标和政策实施路径，可以影响市场预期，提高政策有效性。 财政政策还可以改变全社会的信贷增长，改变需求不足、通胀低迷的局面，但财政政策往往面临较大的政治阻力。
展望下半年，《报告》认为，要充分关注“低通胀陷阱”、城投债进一步暴露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大型房企风险等风险外需下降、内需不振带来的意外冲击。
高善文：经济增速放缓需寻找“病灶”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发布会上分享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他观察到，每当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时，往往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恢复总需求平衡，另一种主张推动结构性改革。 总量平衡学派认为总量目标和结构性目标可以兼顾，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扩张性的总量政策。 结构性改革派倾向于认为，政府应该利用经济困难，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两种观点的核心区别在于能否兼顾总量目标和结构性改革目标。”高善文说。 国际经验未必普遍适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认为解决经济问题就像治疗病人一样。 既要解决症状，又要找到重点。
“医生看病人，首先检查体温。对于39度以上的高烧，先进行物理降温，给予退烧药，然后再找出原因。高烧是一种症状，但引起发烧的原因有很多。”高烧。对于高烧来说，退烧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病因，然后对症下药。” 高善文打比方说道。
高善文进一步解释说，当前物价增速低、经济增速低只是经济的“症状”，针对这些“症状”采取的扩大总需求、降息等政策就像是退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每次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病变”却未必相同。 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呈现总需求相对疲软的特点，但对“病灶”的研究分析仍需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高善文认为，找到与疾病对应的“焦点”，才能对症下药，更为重要。
在高善文看来，有一些重要事实值得关注。 一是我国16-24岁人口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失业率创历史新低； 二是目前31个大城市失业率明显高于全国失业率； 第三，当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增幅明显高于当前总需求。
然而，上述三种现象都不能仅仅用总需求不足来解释。 高善文认为，如果仅根据总量数据分析，实施总量刺激政策还可以理解，但如果不深入分析“病灶”，那么相应的政策可能就不恰当。
高善文总结说，如果深入观察中国总量和结构性问题，从宏观到微观研究大量数据，就不难发现中国当前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特征和表现形式。 “病”是前所未见的，也就意味着其背后的“病灶”是前所未见的，而前所未有的“病灶”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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