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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与经济金融稳定性》，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进行了框架描述，并阐释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基本逻辑和运行机制。
易纲在文章中指出，利率政策、汇率政策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这是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从宏观层面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 这两类政策并不平行。 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和纲领，汇率是市场在利率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 货币政策调控首先要把国内目标放在第一位，选择利率等最优政策来实现国内目标，其次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汇率由市场决定。
易纲还表示，遵循上述思路，在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简单跟随，而是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其自主性和有效性显着增强。 调控时充分考虑时滞等复杂因素。 在做好逆周期调节的同时，我们也注重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 无论是紧缩方向还是宽松方向，我们都比较审慎，为货币政策留有空间。 在正常范围内，实际利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匹配。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显着增强，增加了利率调控自主权，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 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也支撑了汇率的稳定。 外汇市场运行韧性增强，利率与汇率形成良性互动。
“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率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普遍较大，普遍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
易纲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利率有其内在逻辑和考量。 例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为政策操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伯南克等研究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源于金本位制和由此引发的货币紧缩。 在金本位不可行的情况下坚持它是美联储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未能避免大萧条的一个关键原因。
再比如，有研究也指出，在实际利率的决定中，全球化因素的溢出影响甚至会超过国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锚定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会显着影响利率。其他经济体的趋势。 如果锚定货币的利率较低，就会普遍拉低其他国家的利率。
相比之下，中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并不是简单的跟随，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实施宏观调控。 例如，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加息500个基点。 中国不但没有效仿，反而根据监管需要及时适度降息。 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下降30个基点。
“与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的大幅变化相比，中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总体坚持稳健的操作理念，留有余地。” 易刚说道。
易纲解释了其背后的原因：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稳”的概念体现了跨周期调整、跨区域平衡的理念。 货币政策调控不仅要看政策的当前效果，还要看政策的跨期、动态影响。
易纲表示，央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货币稳定，同时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既包括顺周期大规模杠杆导致的资产泡沫“正加速”，也包括非理性信贷收缩、过度去杠杆导致的“负失速”风险。 为了实现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央行往往有两种应对策略。
第一个是放大（侵略）策略。 当经济体认为“金融加速器”理论在本国有较强的现实基础，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同时对经济前景和金融风险有准确的研判，政策不确定性较低，那么充分应对金融风险是自然选择。
二是基于减持原则的相对保守策略。 当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扩大（激进）策略实现政策目标的预期值就会相应下降。 这时保守策略比较适合，与直觉（理论值或时段平均值、区域平均值）接近。 降低政策工具的实施强度，从整体平衡的角度来看可能更为优化。
易纲认为，从中国的实践来看，首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由于货币政策具有长期复杂的总量和结构性影响，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的交互作用，需要有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的视角来应对。 ——周期性调节。 从上述来看，利率水平将出现向此前中值的回归和收敛，货币政策调控基准更倾向于保守策略，这实际上是“中间道路”的运用。货币政策。
二是在具体政策操作上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自主决策。 货币政策的中心任务是平滑经济短期逆周期波动。 要保持逆周期调节的正确方向。 校准跨区域平衡要求，努力推动实际利率在约等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金科玉律”水平上运行。
“近十年来，我国实际利率基本与潜在经济增速变化保持同步，总体处于与潜在增速大致匹配的相对适宜水平，适应潜在经济增速变化“这个水平为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重要的基准参考。” 易刚说道。
易纲还表示，利息是经济主体放弃消费、增加储蓄的时间价值。 维持正利率，维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 中国人民的生息储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可能仍处于长期调整期的环境下，需要做好长期竞赛的准备。 尽可能长期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是有利选择，有利于保持长期发展战略机遇期，也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更灵活的汇率
易纲表示，除了利率之外，汇率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 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表明，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是制约货币政策自主性、导致宏观层面金融脆弱的重要根源。 持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是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推进的改革策略。
易纲认为，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近年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受市场供需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五年来3次“破7”，但很快又回到7以下。
易纲表示，2022年以来，美国以历史罕见的速度持续加息，中美利差出现罕见的全收益率曲线倒挂，对跨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边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得到加强，可以及时释放压力，削弱外部冲击，增加国内货币政策“自我中心”调控的空间。
“这使得我们能够及时进行逆周期调节，尽量将实际利率保持在约等于潜在经济增速的适当水平。在强刺激的情况下，宏观经济运行将在年内得到推动。”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将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易刚说道。
易纲表示，下一步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保持总量适度，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适应经济增长潜力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 做好逆周期、跨周期调控，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平衡，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
“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预计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上倾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易纲表示。
二是深化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注重内外平衡。 继续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调节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性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稳定市场预期，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
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和防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更好发挥汇率调节作用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
三是加强政策协调，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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