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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晨认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已成为金融支持实体、推动科技创新、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在融资、投资、管理、退出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阻碍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比如，退出难成为当前困扰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截至2023年底，行业整体存量规模已达14.3万亿，基金数量超过5.4万只。 其中一半以上目前处于退出期。 “出堰塞湖”现象已经变得非常紧迫。 这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和疫情影响等因素，以及海外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和交易机会断崖式下滑、A股新股发行节奏阶段性放缓等因素。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本质是“投资-退出-再投资”的循环过程。 基金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周期的核心环节。 它不仅关系到投资者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收益，也体现了资本流通的特征。
IPO、股权转让、回购、并购、清算是当前市场私募股权投资退出的主要方式。 据研究机构统计，2023年，中国股权市场共发生退出案例3946起，同比下降9.6%。 其中，以IPO为主要方式的退出数量（54%）同比下降38.3%。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并购退出仅占案例总数的6%。
在当前资本市场阶段性调整的背景下，人民币基金的退出渠道亟待进一步拓宽和畅通。 推动并购方式在交易退出环节更加充分发挥作用，更加注重发挥并购资金在推动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方面的作用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
具体建议如下：
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稳步扩大金融业制度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发展。 过去一段时期，外资持有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比例一直在3%左右，是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 建议以3%为警戒线，推动外资持有股票和债券的比例逐步进入5-10%的安全舒适区间。
其中，建议研究放宽包括基金在内的外资A股上市公司比例上限，然后以适当方式研究外资控股A股上市公司负面清单。
2、在目前的监管政策下，大部分基金，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并购基金，其控股的企业在A股IPO上市难度较大。 监管部门主要担心的是这些基金的实际控制人难以确认，从而影响上市后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性。 但事实上，大多数并购基金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 虽然长期没有实际控股股东，但经营稳定。 单只基金的存续期通常为10-12年，他们追求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参考香港、新加坡等亚太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不排除这些基金控股股东的公司上市，也有利于保持市场交易的活跃理性。 建议监管层积极研究放宽并购基金控股公司A股上市的可行途径。
3.扩大鼓励和支持兼并重组的行业范围。 目前受发行业务相关政策调整影响，消费、医疗、新经济领域（红黄灯名单）多数企业IPO受到限制，短期内难以实现上市。 但目前，对于上述标的公司是否可以通过并购重组间接上市，尚缺乏明确的监管指引。 为活跃资本市场和并购交易，建议研究上述领域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进入A股市场的可能性，或积极引导和鼓励其在H股上市。
4、目前A股并购重组在实践中仍然强调标的资产的盈利性、对赌性承诺和合规问题，对无法盈利的资产持谨慎态度。 上市公司并购资金控股但无法承诺对赌的公司，仍受窗口指导等监管做法影响，难以落地。 建议适当放宽业绩承诺标准，进一步明确除“大股东注资收购采用未来盈利预期等评价方式需要设定业绩承诺”外，其他类型的当事人重组部门可以独立协商是否同意业绩承诺，并尽快指导变更。 多案例实施，形成示范效应。
5、并购基金可以设立延续基金，保证企业持续稳定经营，同时提供资本退出渠道，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 由于并购基金通常会获得所投资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其发起的后续基金被视为“关联交易”，因此受到现有政策限制。
例如：2010年出台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79号文”）中，虽然没有禁止保险机构投资者通过基金投资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目标公司，但制定“监管规定”。 《允许披露和提前报告》没有规定披露内容和具体程序。 保险资金投资此类基金的合规论证和事前报告程序需要明确的操作指引。 建议监管部门为并购基金通过延续基金实现投资者退出提供更加明确、优化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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