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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月25日）上午，今年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
此前（10月18日），国家数据管理局首任局长刘烈宏首次公开亮相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字经济高层论坛。
近期，国家数据管理局频频动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持续纵深发展，我国数据领域重大改革正在蓄势待发。 据悉，国家数据局筹备阶段按照综合、数据要素、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数据工作分为五个组别。 从近期发布的《2024年考试中央机关及直属机关招考公务员招聘简章》来看，国家数据局所需的多个岗位与此相呼应。 这也意味着数据领域多项重大改革或将同步推进。
有机构研究报告称，数据资产纳入表内等相关政策已出炉，国家数据局已亮相，预计将发布一系列激励政策和实施标准。
专家预计，“十四五”末，我国数据元流通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元。 数据交易是实现数据资源元素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突破“数实融合”的数据供给堵塞。 这或许是摆在国家数据管理局面前的又一重要任务。
国家数据管理局两位领导亮相
记者注意到，目前，国家数据局两位领导现身。 首任主任刘烈宏曾任中国联通党委书记、董事长，副主任沉竹林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司司长。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建议设立国家数据局。 负责统筹推进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统筹协调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等，由国家统计局管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数据管理局的具体职责包括：研究制定数字中国建设规划，协调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开发利用和共享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基础体系，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
从近期发布的《2024年考试中央机关及直属机关招考公务员招聘简章》来看，国家数据局所需的多个岗位与此相呼应。 即国家数据局各岗位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从事数据治理和发展政策研究，参与数据领域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参与数据基础体系和政策研究，参与数据相关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活动等； 从事数据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推广； 参与研究制定数字经济相关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承担相关综合管理工作。
另外两个职位将参与数据领域技术应用推广示范、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相关工作。 他们分别需要人工智能研究和实践经验以及密码学研究经验。
中国将“激活”万亿数据资产
专家表示，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是我国适应数字经济的特殊举措，有利于发展数字经济，抓住全球科技发展新浪潮。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我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和稳定，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突破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 继续保持10%的高增速，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副主任王建东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到“十四五”末，我国物价规模数据元流通市场将达到万亿元，这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打开这片蓝海的“金钥匙”是建立数据登记确权、估值和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的政策“闭环”。
“短期来看，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将催生3000亿至5000亿元的数据交易市场。中长期来看，数据资产相关市场的潜在规模将超过60万亿元”。 王建东说道。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今年出台了一些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加快建立数字资产价格机制的配套措施。 今年8月，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为数据资源确认资产纳入企业财务报表进一步铺平道路，也表明相关政策框架日趋成熟。
北京、贵州、上海等地相继出台促进数据元市场发展的地方政策，因地制宜，先行先试，抓住机遇培育产业。 其中，今年以来，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量持续上升。 8月份月交易额突破1亿元，数据交易的“上海模式”已逐步形成。
10月19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进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3-2026年）》，将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为“新网络、新算力、新数据、新设施、新终端” ” “五个方面。其中，在建设数字智能融合的优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提出牵头打造国家数据交易平台。
赛迪智库信息与软件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蒲松涛告诉记者，在政策的支持下，人才、资金、数据等多种要素将加速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的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驶入“快车”。 路”。
数据资源元素化打通“数实融合”数据供给堵塞
数据交易是实现数据资源本质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数据交易机制不成熟、供需匹配效率低下仍然是现实。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显示，全国已有注册数据交易机构52家。 但由于数据所有权复杂性、价值相对性、内容时变性等显着特征，数据交易机构仍面临模型落地问题。 规模做大难、风险管控难、合规经营难等突出问题。
一方面，数据合规成本高昂，导致企业“不敢交易”。 为了规避数据所有权、数据安全等潜在风险，拥有优质数据的企业不敢对外交易数据，导致有效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合理的数据定价很难导致企业“不愿意交易”。 由于数据的价值难以直接衡量，供需双方难以达成较为合理的交易价格，数据源交易数据的动力不足。 据有关机构统计，2022年我国数据交易额仅为700亿元，难以满足企业的数据需求。
对此，国家信息中心专家表示，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必须系统化解“企业用数据难”的现实困境，实现数据高质量供给高效的市场配置，让实体经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数字化转型急需的数据要素，发挥我国海量数据优势，多措并举激发“数实融合”的创新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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