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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杨先生出资27.37万元，并缴纳手续费3200余元，在民生银行西安文一路支行认购了该新基金。 该基金成立后持续下跌。 持有这只偏股型基金一年多后，杨先生两次赎回，损失本金10.23万元，损失超过37%。
杨先生随后将该机构告上法庭。 判决显示，被告分公司应赔偿杨先生经济损失的30%，原告应承担其经济损失的70%。
认购新基金并持有一年多，亏损37%
根据判决书的内容和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更加完整地理清本次纠纷的根源。
2021年7月28日，杨某某经民生银行西安文一路支行工作人员周某某推荐，购买了民生银行出售的新基金长安成长优化混合型基金（基金代码：；风险等级：R4）。分行，交易金额为 元，其中交易份额为 0.90 元，手续费为 3,284.58 元。
但该基金自成立以来表现不佳，净值持续下跌，直至2022年4月该基金净值跌破0.6元，短暂反弹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一度跌破0.55元。
2022年11月16日，杨某某通过该分行财务经理胡某某以0.76元赎回该基金； 2022年12月21日，杨某某赎回剩余资金52228.99元。 当时该基金的净值为成立以来，原告累计损失本金0.67元。
经测算，两次赎回金额合计为0.75元，杨某的投资损失为37.37%。 于是，他以中国民生银行西安文一路支行为代理机构将其告上法庭。
杨某某认为，被告作为基金销售机构，未向原告充分披露投资风险，未记录基金销售行为，未在交易成功后对原告进行跟踪电话，且从未告知原告该基金产品的下跌情况。 各种行为严重违反基金代销机构适当性义务，存在过错。 原告应承担承包过失责任，并赔偿原告本金损失0.67元、手续费3,284.58元及相关利息。
争议焦点：机构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作为基金销售机构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以及责任如何确定。
投资者杨某某表示，首先，周某某在推荐该基金时并未向自己充分披露持有该基金的风险，只是表示银行推荐的基金产品不会产生风险。 基于我对他的信任，经过他的操作，原告成功将本金投入到基金中，并在输入密码后支付了手续费。
其次，该基金成立后持续下跌，直至2022年4月，该基金已下跌43%。 期间，该机构未采取任何方式对投资者杨某某进行警告。 直至2022年11月15日、2022年12月21日，杨某分两期从银行赎回了该资金。
对此，原告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列举了三大理由。 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委托理财合同。 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代理销售基金产品的法律关系。
其次，原告销售的涉案基金产品符合法律规定。 银行推广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自行开发的理财产品和代销产品。 如前所述，本案并非银行自行开发的金融产品，而是银行向客户推荐的代销产品。 在寄售产品中，银行只是“寄售中介”，不负责产品管理和赎回。 因此，被申请人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涉案基金产品为杨某本人购买，并非银行员工操作。 而且，该银行只是涉案基金产品的销售机构，已履行了谨慎、适当的义务。
原告认为，杨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从事过多次金融投资活动，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是一名具有长期购买高风险资产经验的投资者。理财产品。 代理行购买涉案资金、赎回资金等行为是其自行行使其投资决策权的行为，应自行承担投资决策风险。
并且在2022年7月8日、2022年11月、2022年12月，银行工作人员均向杨某提供了当时的产品净值和盈亏提醒，以及产品赎回时间点的提醒。 因此，民生银行西安文一路支行作为代理机构，已履行了相应的风险揭示义务。 杨某购买基金产品的损失并非因该机构的行为造成的。 因此，代理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查明两大事实
法院一一认定了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
首先，关于原告购买涉案基金的基本情况，根据被告提交的基金数据轨迹，交易卡号为********，渠道名称为手机银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交易接入方式为m_app，客户姓名为杨某某，客户手机号码为****。
经调查发现，涉案基金管理人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文一路支行XX银行为代理机构。 2022年11月16日，原告以0.76元赎回该基金，2022年12月21日，原告以52,228.99元赎回剩余基金。
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就原告购买涉案基金后的净值下降风险及事实向杨某进行警示，法院查明，被告财务经理胡某曾于2022年7月8日致电原告。
通话内容是告知原告其购买的长安成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情况。 他获悉，近期涨幅为11.7%，亏损比之前少了很多。 他还明确告知损失约为5.37万元，并表示随时关注。 并通报了市场情况，原告表示已知晓。
2022年11月11日，胡某某再次致电原告，告知其涉案基金的市场价格，并要求原告于当日三点前到银行柜台赎回。 原告表示会尽快前往，但原告并未前往办理赎回事宜。 。 2022年12月6日，胡某某再次给原告打电话，原告称当天要去被告面谈。
另外，关于原告的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水平，经调查，原告杨某某除购买涉案基金外，还购买过被告的多只基金，风险等级为R2至R4。
根据被告此前提交的风险评估记录，杨某某的风险评估记录显示，2011年7月19日为成长型（4级），2012年10月15日、2013年11月15日为成长型（4级）。稳定型（2级）。 2017年5月7日为成长型（4级），2016年8月16日、2017年8月23日为攻击型（5级），2018年10月23日为稳定型（5级） 2）、2019年10月28日为成长型（4级），2021年3月10日为成长型（4级）。
代理银行被责令赔偿损失的30%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购买了被告公司销售的长安成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双方构成理财服务合同关系。
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基金代理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履行适当性义务。 经查明事实，原告是通过被告工作人员周某某推荐购买涉案资金的。 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原告推荐购买涉案基金的过程中了解原告的风险认知和风险。 综合评估了偏好、风险承受能力、财务状况等，并向原告充分披露了投资风险等相关证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适当的产品是否销售给适当的客户。
此外，被告未及时告知原告该基金的市场价格，并在涉案基金到期、持续下跌等重要节点进行风险提示。 被告最早向原告告知市场价格和风险提示的日期是2022年7月8日，即2022年7月8日。原告直到购买基金一年后才告知其。 据此，被告未履行适当性义务，应当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另一方面，法院指出，理财服务合同关系中，投资者认购基金后，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是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受基金合同的约束，并依据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享有收益。 并承担可能的投资风险。
判决认为，本案中，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财务状况、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相应的了解。
具体而言，原告在购买涉案基金产品前具有一定的基金购买经验和多次风险评估记录。 庭审中，他还表示，自己清楚定期存款和基金的区别，但表示从来不知道自己购买的基金的性质和损失。 风险等情况，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购买的基金名称为“长安成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该名称也明确表明该产品的性质是基金，可以与定期存款、保本理财产品明确区分。
而且，2022年7月8日，被告财务经理在电话中明确告知原告，基金损失金额约为5.37万元。 2022年11月11日，他再次致电原告，告知其基金价格，并催促原告尽快前往柜台赎回。 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并表示已知晓。
但原告在明知该基金已遭受损失的情况下，直到2022年11月16日和2022年12月21日才两次赎回涉案基金。可见，原告已意识到该基金的风险，但没有及时赎回止损，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对此也有过错。
考虑到涉案基金产品是通过手机银行购买的，原告作为手机银行账户和密码的持有者，可以登录查询涉案基金品种并进行基金申购、赎回操作。 。 法院认定，原告作为投资者存在明知购买风险基金产品时未采取合理谨慎、被告作出风险提示时未及时止损、明知损失资金等情形，依法认定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投资决策风险，并对其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30%，原告承担70%的经济损失。 对于损失数额，判决显示应按原告本金损失0.67元计算，原告提出的利息损失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按照责任比例，原告承担71,625.17元，被告承担30,69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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