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闻网消息：
随着个别城投平台科技债违约，市场对地方城投债风险的担忧加剧。
在业内人士看来，考虑到城投债违约将加剧区域信用环境恶化，短期内地方不会轻易允许“破刚性兑”。 不过，除了偿债意愿外，继续保持“零违约”也考验着各地的还款能力。
相关问题也是近期惠誉、穆迪、中诚信国际等主流评级机构关注的热点。 整体来看，在债券期限规模加大、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减弱的背景下，若无特殊政策支持，城投债突破刚性兑付的概率增加，尤其是尾部城投风险在素质薄弱的地区。 加剧。 目前的公共减债计划主要着眼于解决短期流动性，但由于相关信息不透明，效果有限。 特殊的政策支持和带有具体经济发展计划的减债计划或许能够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
零违约会持续吗？
尽管在2014年至2015年的第一轮政府债务处置中，《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分离”，地方政府不再覆盖城投债，但城投的市场定位仍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
据中泰证券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投有息债务余额超过54万亿元，较10年前增长7倍多，规模超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总和。 部分机构统计 广口径数据超过70万亿元。 其中，Wind数据显示，除了规模较大的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外，目前城投公开市场债券余额接近14万亿元，其中今年到期规模接近4万亿元，达到历史高峰。 年到期规模超过3万亿元。
在非标融资违约、银行贷款延期相继上演后，市场的焦点也转向了债券。 作为最后的“城投信念”，公开市场债券会不会违约？ 近日，昆明部分城投平台技术性违约事件加剧了这种担忧。
中诚信国际副总裁李玉平在中诚信国际与穆迪的研讨会上表示，“城投信念”依然存在，但有减弱趋势。 即使只考虑城镇投资的有息债务（不考虑地方显性债务），地方债务的压力也是综合金融资源的近两倍。 同期，面对大量到期债务，城投平台再融资规模下降，成本上升，短期占比上升。 此外，盈利能力不足、货币和资本持有量下降也存在多重困难。
“我不认为‘零违约’的记录会永远保持下去，只是时间问题。” 惠誉亚太国际公共财政评级高级总监孙浩近日在战略会上表示，综合城市投资有息债务规模和增速以及地方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以及城市投资还本付息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 粗略计算，城投每年的利息支出已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30%以上。 近五年，城投有息债务增长超过100%，地方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不到20%。
孙浩认为，非标领域违约带来的风险扩散是不可避免的，但近年来，随着城投平台向市场化转型，其违约风险的来源也逐渐从以往的支付方式转移。政府项目转为商业运营项目。 李玉平还指出，隐性债务逐步剥离后，地方政府对城投的经营性债务支持有所减弱。
“当未来城投债公开市场出现实质性或技术性违约时，主要的风险来源可能不再是传统的城投业务。” 他补充说，市场对城投债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约。 预计财政金融监管对流动性的支持是关键。
压力来自哪里？
城投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政府的外部支持，一类是自营和融资。
首先，从城投自身来看，目前，盈利能力和融资难度都处于一个有升有降的趋势。 从盈利能力看，李玉平指出，当前城投平台面临传统功能业务缺乏连续性与转型发展多重因素制约的矛盾。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大部分传统基础设施业务趋于饱和，而市场化的宏观环境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难以提升。
2022年财报显示，城投平台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应收账款增加，二是存货增加，三是货币资金下降，四是负债整体增加但增速放缓，短期债务占比上升。
惠誉亚太国际公共融资评级联席董事卢敬义指出，数据一方面反映政府项目支付放缓，另一方面也印证城投平台囤积土地，而货币资金下降与回款和融资放缓有关。 环境收紧很重要。 “在我们所有受评的高收益实体中，短期债务总体增加，货币资金下降比较明显。” 她表示，城投领域信用资质进一步分化，尾部城投信用风险，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正在加剧。
当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不足以保证还本付息时，外部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 近期，昆明置地和昆明电投的紧张支付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以昆明店投为例，该平台去年止盈转亏，亏损近13亿元。 据华晨评级5月报告，截至今年3月底，其短期刚性债务（按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估算）总计142.48亿元，货币资金从2020年的53.66亿元一路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3.51亿元。 其货币资金主要集中在上市子公司滇池水务，而债券则集中在母公司，其他资产的短期流动性相对较弱。
但从代表政府向城投企业支付资金能力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来看，据中诚信国际统计，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大部分省份将出现2022年这一收入下降。到2022年底，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达到35万亿元，显性债务占综合财力的比重达到125%。
哪些地方风险高？
分化趋势下，面对全国3700多家城投公司，如何判断一家城投公司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否有效？ 哪些指标可以用来预测“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对于资质强的城投平台，孙昊总结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特点。 所在地的土地储备、流动性强的经营性资产/项目，在当地具有较高的战略定位； “人和”是指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层的重视和支持。
对于“黑天鹅”事件可能发生的指标，孙昊认为，除了观察负债端，最重要的是看高负债规模能否形成有效资产。 当地对项目投资和实施是否合理是衡量的重要因素。
从区域来看，李玉平认为，当前“城投信念”呈现区域分化，即资金实力强的地区“城投信念”有所强化，资金实力薄弱的地区“城投信念”有所增强。金融实力或信用风险区域有所减弱，但在区域内，前者向上收敛，后者向下收敛，同一区域内信用关联度较高。 在此背景下，薄弱环节的影响将被放大，一些突发事件带来意想不到结果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今年3月，惠誉评级结合今年再融资缺口和信用利差，点出了天津、宁夏、甘肃、辽宁、云南、青海、吉林、广西、黑龙江和贵州十大城市投资高风险地区。 早在去年，云南、天津、甘肃、贵州、辽宁等地区就已在境内外债券市场出现净偿付。
卢敬义总结说，过去融资过程比较激进，累计负债规模大，区域融资环境恶化，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依赖度高，政府支持力度弱，风险暴露不规范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不过，（城投债）能否打破汇率刚性，不仅是基本面问题，还要观察当地的政策环境。” 她补充道。
孙浩认为，地域确实是影响城市投资风险的重要因素，但具体要具体分析到每个主体和项目。
六大主流债务计划
在保持区域金融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延长债务期限、降低债务成本是近两年城投债的主要思路。
卢敬义认为，在减债过程中，金融资源的支持、上级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上级政策支持，以及展债后盘活资产的能力是关键。 穆迪公司金融部副总裁兼高级分析师杨柳也指出，过去两年，不同地区的减债计划效果差异较大。 成功的关键。
目前主流的减债方案主要有六种：一是地方政府根据隐性债务处置要求，直接动用财力偿还； 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协调再融资（长期或较低利率）； 四是地方政府协调推进城投公司资产处置。 五是地方政府牵头设立流动性支持基金。 六是城投公司回笼债券，节省利息支出，释放积极信号。
杨柳认为，前两种方案最直接、最积极，对信用的影响也最明显，但由于债务地方化进程和债务置换额度的限制，可行性存在较大差异。 后四者可以通过以时间换空间来改善短期流动性，但对提高信用质量的作用有限。
在地方政府统筹财力方面，一个典型案例是遵义道桥今年年初向银行发放156亿元贷款20年。 对此，杨柳指出，鉴于地方整体基本面较弱，债务规模偏高，投资者对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城投债务问题仍存疑虑，体现在资金上。市场。 发行新债困难重重，融资成本上升。
这也是资质薄弱地区普遍存在的困境。 由于隐性债务数量有限，各地区债转制进展透明度有限，投资者对地方债转制效果的评价趋于保守，尤其质疑基本面较弱的地方政府资源和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
贵州减债方案的出台，也引发了业界对该模式可复制性的思考。 关键是能否获得类似《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贵州走出西部大开发新路子的意见》（以下简称“国2号文件”）和部专项政策支持财政《支持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努力开辟高质量发展新路实施方案》。
孙浩认为，在省级政府承担减债最终责任的背景下，资质薄弱的地区未来也可能获得类似于国发2号文件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财力统筹。
不过，惠誉评级报告指出，贵州化工债计划的特殊性在于，当地城投的公共债务敞口较低，仅占其城投企业融资总额的21%，这使得优先支付公共债务比双边贷款安排更可行。
李玉平认为，城投转型发展是最根本的出路，但城投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短期内的债务化解，是为城投未来发展争取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杨柳建议当地政府拿出一个更长期、更全面的减债计划，包括一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以提振投资者对该地区的信心。 是城投企业长期解决债务的症结所在。
“不过，好在我们看到，城投存量债务大部分主要用于资本支出，仍能形成一定的有效资产。” 继续发力发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市场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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