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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涛表示，当前，我国正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新增长动能、着力扩大内需四大政策点推动经济复苏。 他还提到，实现稳定增长需要管控好一些挑战，涉及预期引导、风险防范、大国博弈三个方面。
四大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向好
关涛表示，当前，我国正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新增长动能、着力扩大内需四大政策点推动经济复苏。
具体来说，在加大宏观调控方面，管涛提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5%左右，仍处于中高速增长轨道，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高通胀不是我们的问题。 鉴于制约因素，我国有条件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 在此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充分发挥总量性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进步。创新与实体经济。 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稳增长，单靠强刺激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关涛说道。
在积极培育新动能方面，我们将大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全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激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发展，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同时，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通过这些办法，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着力扩大内需方面，管涛提到，稳增长关键是扩大内需，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不能单纯靠刺激。 除了保就业、稳收入、刺激消费外，还需要通过体制改革疏通经济周期中的卡点和堵点，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稳增长需应对三大挑战
关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压力，采取的应对策略以结构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
他还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为例讨论了政策组合的应用效果。 其中，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是“政策刺激为补充、结构调整为主”：1998年至2001年，宏观杠杆率累计提高17个百分点，坚持推动宏观杠杆率上升。国企改革，培育住房、汽车消费； 1998年和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目标，但后期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以上。 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
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政策刺激为主、结构调整为辅”：2009年至2010年，宏观杠杆率累计提高35.8个百分点，实施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 2009年、2010年呈V型反弹，但2011年以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2年跌破8%。2015年供给侧“三减”“一减”“一补”实施结构性改革。 2019年底，“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 其中之一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在他看来，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实际上是“长期痛苦”和“短期痛苦”的问题。 强刺激政策有短期微反弹，但也伴随着后遗症。
此外，关涛提到，实现稳定增长需要管控好一些挑战，涉及三个方面：预期引导、风险防范、大国博弈。 他认为，只有稳增长才能稳定预期，实现经济目标才能让市场主体有获得感和认同感。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可能进一步暴露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大国博弈竞争与合作面临新变化。 中国能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将决定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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