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若干观察与思考
很高兴在此美好金秋时节，与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嘉兴桐乡，共同观察、探讨桐乡“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些年我因为参加国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和G60科创走廊发展规划，曾十余次来嘉兴调研考察。去年我还参加过首届陆稼书“息事无讼”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高峰论坛，现场调研考察过嘉兴新埭镇“无讼源” 、平湖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等地。在本次峰会前，我收到郁建兴教授寄来的丰富的案例材料，让我得以多角度认识和理解嘉兴桐乡三治融合的精髓。下面结合对桐乡三治融合的观察，谈一点个人理解，与大家交流。
“三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围绕三治理念开展多样化的治理实践，其中尤以嘉兴桐乡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等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最具有示范意义。
一、嘉兴桐乡的实践具备三点独特的品质，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依托悠久的文化软实力和发挥技术赋能的核心驱动力。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和初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从实践来说，基层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事无巨细地解决群众生活中具体、零碎的小事情和小问题，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生活。以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为宗旨，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为方式，保证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桐乡在这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有意义的示范。
“三治融合”的理念孕育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思想古已有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体现了民治的思想，是道家传统思想中所强调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内涵。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事断于法”也具备了朴素的古代法治观。儒家强调“为政以德”，说明了仁政和德行教化对于传统意义上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嘉兴桐乡的实践启示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靠我们自己去寻求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桐乡自古以来重教兴学、人杰地灵，乡贤治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我们熟知的枫桥经验，就受到了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也得到全国许多地方的学习。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治理传统渊源，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这种传统是我们对文化氛围、社会禀赋、治理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的重要参照点，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信息技术为嘉兴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云享乌镇等治理平台通过线上数据平台，拓宽了信息收集与传播的广度，提升了信息收集、抓取和处理的速度，增强了信息挖掘和分析的深度，有效集成了区域内的治理信息流。通过技术赋能，社会公共服务的效率、公平、有效性等方面实现了显著的提升。如果说过去由于技术所限，有许多公共管理问题是难以解决的，那么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智慧技术的发展，就为我们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陈云志摄
二、“三治融合”创新体现了参与式治理、多中心治理以及协同治理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并为这些理念赋予了新的中国实践经验。
参与式治理是上世纪末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弊端逐渐显现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参与式强调赋权予利益相关者，以促进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实现社会的网络化治理。同样，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可能带来的一些隐患和隐忧，包括参与式治理是否会导致无中心无效率；如何处理参与者和专家，官员之间在专业性和广泛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集合体内部的协作动机和对外部资源注入的依赖性等问题？浙江桐乡的实践，为回应这些理论问题提供了讨论空间。
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来源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她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应该建立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组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上，从而有效地克服单一依靠市场或者政府所带来的不足。通过相互独立的参与者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合作机制来解决冲突，是多中心治理的精髓。在桐乡的实践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自治并非低效无序的，而是广泛参与的。自治的动力和动机，也恰恰依靠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得到了保障和维持。在理清了多方共治事权、有效的组织、有效参与的前提下，公众的参与度和参与感得到了应有的积极的保证。
“融合”的复合式治理结构，则反映了协同治理内在的逻辑。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最早提出了协同效应。几十年来，协同治理、协同发展、协同性体系结构在实践中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协同治理理念强调的是合作互补、问题导向、优质高效的服务型合作关系。在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充分性的前提下，协同治理可以防止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官僚化。相反，如果各个子系统不能很好地实现协同，系统就会呈现无序甚至崩溃的状态。在桐乡的实践中，自治、德治、法治三条治理路径以及背后所涉及的三种机制架构，始终将人民的福祉作为核心目标，达到了高度的协同和一致，避免了“抢着管、都不管、都难管”的碎片化困境，营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制度环境。特别是“三治融合”解决了公共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的争着干、抢着干、互相推诿扯皮等问题，有助于消解官僚体制有生俱来的弊端。
三、“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赋予了基层私域和公域之间新的边界。
社会治理应尽量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多利用市场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基层的力量去参与治理过程。桐乡通过“三治信农贷”的金融设计，益平方社会服务发展中心等一系列实践，实现了让“有德者有得”，做到公共权力既不缺位，更不去越位。桐乡整合“一约两会三团”等组织载体，创新建立了网络工作架构和责任体系。这些在特定的空间域、问题条件下所产生的组织管理实践，使得我们教科书上政府和市场的理念有了更新的、更加鲜活的形象，也让我们认识到基层治理的一些特殊性。在教科书上，政府、市场、社会都是特定的概念，远离现实生活，但在基层的实践中，政府、市社会都成为具象的、鲜活的内容，而且他们之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所以说，“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对私域和公域之间的边界划分方面有更新的探索和理解。
四、要着力构筑“三治融合”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
桐乡“三治融合”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带动性。今后还要继续在经济、技术和文化基础上面发力，让三治融合的实践行稳致远。“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并非是凭空而来的，是需要前提、条件和环境的。这个环境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孕育、优化。“三治融合”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需要政府科学管理水平的提升，需要人民治理水平、文化素质参与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也需要智慧治理的技术和水平的不断实现、应用和推广。桐乡致力于完善百姓议事厅、乡贤参事会参与社区协商共治的机制，探索街道村民生议事堂和社会组织议事等新形式，加快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民主协商这种新格局，通过实践不断的去完善和优化这种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同时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有能力、有热情、有公心的市民，这也是“三治融合”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五、在技术赋能的同时，要高度关注智能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
智慧治理、智慧技术在三治融合中的广泛应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趋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社会进步、社会治理带来强大的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技术带来的综合性社会影响。智慧治理技术、云治理在当今的社会治理中越来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技术性治理可能带来的权益、隐私、伦理、安全、价值、道德等方面的风险和危害，要努力建设具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慧治理实践，也是我和我的团队长期关注的话题。近年来清华大学围绕人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的社会属性，开展了政策研究和战略理论研究。去年4月由我校专家学者牵头，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起率先提出了开展多领域、长周期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建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在国家多部委正在组织开展面向全国多个行业、多个领域的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工作。科技部于去年发布了文件，将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政府治理的新手段新方法，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浙江省的杭州市和德清县都是全国批准设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实验。清华大学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于今年8月28日成立了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由我本人担任研究院院长。研究院旨在努力建设成为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核心引擎和学术研究的新高地，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的摇篮。桐乡基于信息技术的三治融合创新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应用。希望今后与各位以及浙江大学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全国的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实验。
此次峰会的举办，我们看到了桐乡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治理改革的决心和丰硕的成果，也认识到了三治融合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全省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付出的不懈努力。希望桐乡市以三治融合实践为契机，努力建设成为市民贤达、风气开明、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文明之城，为我国的现代化治理之路提供更加精彩的案例。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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