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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翊飞 北京报道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来到金融管理部门调研，强调要增强四 个 意 识，切实做好当前金融工作。这是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来首次调研金融管理部门。
刘鹤这次调研的时间点颇为关键。在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五年金融工作的方向之后，金融管理部门的人事调整则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还是央行和监管部门的人选，都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此前几天，新组建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郭树清出任首任主席。易纲则担任央行行长。3月26日，郭树清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至此，金融管理机构和人事都已确定。刘鹤在央行主要领导职务调整决定宣布第二天即赴金融管理机构调研。
在调研中，刘鹤充分肯定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系统所做的工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刘鹤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促进金融稳定健康发展。要平稳有序推进机构改革工作，加快银行保险监管职责调整，增强综合监管能力。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金融强监管
实体经济和金融协调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基本问题。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会给金融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样，金融业的混乱膨胀，也必定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风险。
刘鹤这几年的工作轨迹，正是在协调面对这两个问题，一手抓实体经济的改革，一手重塑金融监管。
2015年，当时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这既受到国际宏观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也有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当年，刘鹤多次赴经济大省考察调研，一年之内两次去浙江，和地方政府、企业人士座谈，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其中，当年10月，他在广东省调研时指出，“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在当时，“供给侧调整”并不是热门词，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但是，当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具体而言就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是针对中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开出的“药方”。
对于市场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如果研究了刘鹤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以来的学术思路就可以看出，结构性改革思路是他在漫长的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观察、研究和改革实践中得出的。早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就指出，“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 心的政策”，这个政策思路也屡次被中国经济现实证明是正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成为了这几年中国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它不仅仅影响了国内，而且和国际上反思过度运用货币政策的思路相呼应。在2016年的G20峰会上，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全球经济开出了药方，那就是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单纯地依赖货币刺激。
这几年改革的实践显示，虽然在某些领域，在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但是，整体来看，中国经济走出了前几年的低谷，工业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
攻坚战：消除金融不稳定风险
虽然在实体经济领域仍面临繁重的改革任务，但仅仅依赖实体经济的改革，中国经济仍然无法行稳致远。这些年金融自由化狂飙突进，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整个经济的杠杆率不断拉升。
这意味着即使宏观经济能保持稳定，但金融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对整个经济带来系统的不稳定性。这是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连续四十年保持高速增长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
此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异常波动中，来自外部的冲击远大于内部产生的问题。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都在反思，为什么全球经济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任职的刘鹤也不例外。
2012年，刘鹤在《比较》杂志上发表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这是他领衔的团队做的一个重要研究，该文深入分析了两次大危机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政策建议。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引起市场的关注，但是到了2014年，该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后开始受到关注。这几年则更是成为中国金融业人士分析未来金融政策的必读文章。
2015年，中国金融业积累的监管问题和市场风险开始显现。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混业经营，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地方隐性债务仍在不断膨胀。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仍在扩张，居民杠杆率也在急速拉升。
这导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债务。但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宽松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中国要继续推进“去杠杆”，又要避免在“去杠杆”过程中触发新的风险，因此处理好“去杠杆”的节奏，先“稳杠杆”，再逐步“去杠杆”。
同时，并未完全成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也已吹响了开放的号角。多重的考验和挑战摆在面前。
重塑中国金融监管体系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指出，“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这引起了新一轮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讨论。
有研究者提出了学习英国的“双峰模式”。这是一个监管机构改革的酝酿期，在讨论和酝酿的过程中，金融监管的风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5年12月，刘鹤在给《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该文还指出，要改革和优化监管，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当时正是金融监管风格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宝万之争正在发酵，引起市场高度关注。次年底，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痛批“野蛮收购”。“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刘士余说。
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发言，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此后明显加大。
2017年2月，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调任银监会主席。刚上任就掀起了整顿银行业乱象的风暴。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对金融领域腐败要坚决查处、严惩不贷。4月9日，时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此后，保监会主席一职空缺状态维持了将近一年。
金融治乱从市场监管和监管部门内部两个方向大力度展开，但要巩固成果需要在机构改革上有突破，同时在监管理论上有创新。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意味着在一行三会之上，金融决策和监管有了更高层次的协调机构。
在理论上，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央行除了货币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外，还开始承担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并在近年逐渐创建并完善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包括MPA考核，以及在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监管。
与此同时，央行也开始对资管产品市场的监管进行统筹协调，发布了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
在这次调研中，刘鹤强调，“要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促进金融稳定健康发展。”刘鹤还要求，金融系统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倡讲短话、开短会、写短文，提升专业能力，提高办事效率，真抓实干，努力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实干高效工作作风的要求将对金融系统产生实质性影响。
机构、人事已定，重塑金融监管体系已经迈出步伐，新风格和新局面即将开启，但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塑行动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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