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垃圾分类公司的盈利：绿色治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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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6 09:36:09

　　【编者按】从2008到2022，从夏奥到冬奥，北京，这座奥运史上的首个“双奥之城”，正用活力与激情，演绎中国的荣耀和自信。而他们，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也是“双奥之城”的塑造者：可能是一家花店的诞生，可能是一次垃圾分类的灵感，可能是一次滑雪里的“意外收入”……在一系列小人物的小故事里，“双奥之城”的蝶变徐徐展现。他们不仅代表了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贡献，也反映了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生动实践。

　　“创业的念头，最早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产生的。我父亲工作、我从小长大的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从那时开始拆除。”当时还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徐源鸿写下了打造“现代化绿色工厂式分拣中心”的计划，希望带着所学的知识投入到垃圾分类行业。

　　14年后，北京冬奥会召开在即。东小口“废品村”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人居和谐的“回天地区”；徐源鸿的“绿色分拣中心”创业规划也已落地生根，他和父亲共同创立的这家名为“爱分类”的科技公司，如今已成为北京垃圾分类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垃圾分类风潮席卷全城，“双奥之城”也迎来了绿色治理新篇章。    　　废品村的蜕变

　　曾几何时，北京九成以上的生活垃圾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处理，“垃圾围城”深深困扰着北京，但生活垃圾产生量还在上升。2006年，北京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在536万吨左右，2012年，这个数字达到648万吨，2018年为929万吨，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

　　新的垃圾焚烧处理厂陆续建成，但垃圾处理能力仍存在较大缺口。回收废旧物资是垃圾减量的有效手段。昌平东小口地区从2003年开始自发形成废品集散地，近千亩的土地上一度承载了北京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数万人拖家带口在此谋生。

　　徐源鸿的父亲徐铭骏就是其中一员。2003年，徐铭骏开始在东小口经营废品回收市场。耳濡目染下，徐源鸿对该行业产生了最初的认识。

　　北京奥运会的契机下，城市迎来升级，存在治安和消防隐患的“废品村”开始拆除。即将大学毕业的徐源鸿也面临着人生中的重要抉择：是否接班。熟悉废品回收行业的徐源鸿看到了垃圾分类背后的市场潜力，也深知行业症结。他更希望以另一种方式“接班”，借助互联网科技，将最新的管理经验带进这个行业。

　　“开始创业的想法很简单。当时有人管我们叫‘废二代’，我希望这个行业能受人尊敬，也能挣大钱。”徐源鸿坦言。

　　从想法到落地，创业并不容易。土地是徐源鸿面临的最大难题。“我们去找地方的时候特别困难，还做成之前那种露天的废品流通市场没有意义，也不符合城市发展。我们想做成一个现代化的绿色分拣中心，肯定还是需要场地。这个问题很多年一直没解决，过程中我自己也去读了研究生。”

　　创业还需赶上“好时候”。与个人的寻觅几乎同步，北京开始探索垃圾分类。2000年，北京成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北京垃圾处理走向“正规化”。

　　2017年3月，东小口最后一个成规模的旧货回收市场——京豫旺发废品回收市场拆除。4个月后，徐源鸿正式注册了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    　　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公司正式成立了四年，2021是我们盈利的第一年。”离“挣大钱”的朴素愿望，徐源鸿似乎更近一步了。

　　召集人员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和守桶行动，获取政府补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经营模式，也是徐源鸿正式进入垃圾分类行业后的第一项业务。“2015年前后，我们承接了环卫集团的一部分垃圾分类业务，主要就是守桶做二次分拣和做宣传活动。大概两年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通过这些没法完全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居民得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做好垃圾分类这个事情。”

　　“居民并非不愿意，也并非不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再好的政策都得有配套和运营，怎么让居民更便利地主动参与。”结合互联网专业，徐源鸿在2017年开始探索用垃圾投递积累积分奖励的模式，这在当时的北京尚属首家。

　　垃圾回收柜落地后，效果却不如预期。徐源鸿在调查中发现，垃圾分类以老人参与居多，而回收柜使用流程烦琐，导致老年居民参与率低。加上机器、水、电、网、安装及日常运营成本较高，收运频繁成本也高，且占用业主公共空间，易被投诉拆除。

　　在此背景下，徐源鸿进一步升级了公司的回收模式，正式推出上门回收业务。“厨房的不要，厕所的不要，剩下的我都要。”对于居民来说，操作门槛降低，参与积极性就会提高。

　　这也是徐源鸿的公司沿袭至今的主要运营模式。“2018年5月18日我们做了上门回收的第一单。当时宣传的时候还有个早年在日本留学的老大爷，垃圾分类的习惯很好，看到现在国内有年轻人做这个事情特别感动，送了我们一幅字：‘精气神’。这件事也让我备受鼓舞，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谈及上门回收的第一单，徐源鸿至今印象深刻。

　　以0.8元每公斤的价格从居民手中收取废品后，垃圾走上“高速公路”，运往分拣中心。这个历经艰难找到的分拣中心位于昌平区南邵。

　　与东小口废品市场不同，爱分类的封闭式分拣中心干净明亮，且拥有全品类的后端加工处理能力，建成了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低负值资源、废家电六大专业化分拣车间，将生活垃圾精分为50类，资源化利用率可以达到95%以上。

　　分拣中心背后，有一条废品回收行业盈利的秘诀。“分得越细，产生的价值越高。精细分解之后卖掉可以获得一些利润；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做深加工，通过科技、先进工艺使废旧产品增值，比如废玻璃做成工艺品，把塑料做成切片，从中创造价值。”徐源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与此同时，徐源鸿也正在探索更多盈利点，如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运大件垃圾、搬大件家具之类的，这些业务我们在陆续开展。从政府处获得的补贴，即每户5毛钱，这些我们都用垃圾8毛每公斤的方式返利给了老百姓。”

　　全产业链的垃圾分类公司前期需投入大量成本。“土地租金、分拣中心的装备、收垃圾的车辆和人员，这些加起来我们投了好几千万。”随着铺设社区范围的日益扩大，徐源鸿的公司最终在2021年实现了盈利。截至目前，爱分类在北京覆盖社区1002个，覆盖居民近60万户，累计减量558020吨，累计减碳418515吨。

　　不能“循环了但不经济”

　　爱分类的发展与盈利，是北京近年来加强环境治理的一个缩影。“一微克”行动、“清河行动”成效显著，城市居民“出门见绿”，垃圾分类政策自2020年5月正式推行，居民参与率日益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截至2021年7月，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参与率达到90%。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系统迭代升级，建设分类驿站1200余座，规范设置桶站6万余个，涂装运输车辆3900余辆，改造密闭式清洁站800余座。

　　与条例实施前相比，垃圾分类“两升一降”效果明显，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4296吨，增长了12.9倍；可回收物日均分出量5097吨，增长了69.9%；其他垃圾日均产生量1.6万吨，减少了25.7%，减量效果相当于少建了两座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垃圾焚烧厂。

　　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5%。而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202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的目标，还有明显的距离，这也代表着垃圾回收市场的尚存无限潜力。

　　2021年，市城管委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的意见》《北京市可回收物指导目录》等多部政策文件，持续推进可回收物“点-站-中心”三级体系建设，加快“两网融合”步伐。目前，600座生活垃圾分类驿站新建提升工作已完成，全市累计建成分类驿站2095座。

　　推行一年有余，垃圾分类无疑已广布全城，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件环保“关键小事”中。但不容忽视的是，垃圾分类行业尚存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很多循环经济，“循环了但不经济”。环境产业本质上其实把废物无害减量变成当地环境的产业本体，这需要各个层级倾力合作。

　　“推行垃圾分类一定要形成全链条的合力。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链条还存在脱节。前端政府招的第三方企业主要做的都是宣传和守桶，提高厨余垃圾分出率；而后端回收的企业只要高价值的可回收废品。其实应该前后结合起来，把后面这部分的利润反哺到前端，形成一体化的链条，既能减轻政府的负担，又能用经济效益驱动市场，老百姓也有利可图，共同合力破解垃圾分类难题。”徐源鸿认为。

　　“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发展是我国的主要任务。“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垃圾分类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再乘政策东风。

　　徐源鸿展望称：“对于居民来说，最简单参与‘双碳’的行为就是垃圾分类。未来如果可以建立起个人碳账户，或许能让更多居民参与进垃圾分类。”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魏玉梅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对于个人来说，通过垃圾分类，使再生资源能够回收利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碳手段。目前一些高校、机构都开始研究个人碳账户，如果14亿人都能参与到碳交易之中，市场流动性会非常大。”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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